我的祖父何雯_何承璞撰
发布时间：2017-11-05来源：互联网 浏览次数：222
作者简介：何承璞，高级编辑。安徽怀宁人，1932年8月15日出生，1961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先后在《成都日报》、《成都晚报》、《成都商报》、《四川侨报》任记者、编辑、编委、副总编、总编辑。撰写的消息、通讯、评论、理论文章、散文等约百余万字，仅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长江日报》、《四川文学》、《星星诗刊》、《边疆文学》、《新闻记者》、《新闻之友》等报刊上发表的作品就有上百篇。曾用主要笔名有：秦淮、皖怀、璞人、胡璞、邹立青、宛人等。
祖父是希字辈的，曾祖父给他取名为何希霖，又名宇尘。公元1884年正月十七日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江镇。当时家道殷实，在安庆、大通和江镇经营多处商铺。因此，祖父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九岁时，邻里请祖父写春联，祖父只好蹲在凳子上挥笔。1896年（12岁）县考第一名；1903年（19岁）春季入泮，即考中秀才；秋季中举（光绪癸卯恩科）。1907年东渡日本求学。正如费正清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所分析的“对于8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纯粹的经典教育再也不实用。在以经典课程为根据的考试于1905年被废除后，那些以应考的经典学识而开始她们学业的不得改变课程。渴望政府职务的年轻人，现在必须接受国内新式教育，或出国留学，或两种教育都接受，以为自己做准备。出国留学人大多数去了日本。从中国各地来的学生，在国外组织了学生团体，他们组织俱乐部，办报纸，组织政党。” ①祖父在东京住富仕见町，入日本法政学堂又曰“法政大学”。在日留学期间参加了安徽国学同乡会，并在同盟会在东京的《民报》见习办报，这为他以后办报打下了一些基础。1909年，学成回归。
祖父在日期间，安徽发生了收回铜官山利权的斗争。“这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也是一场适合国民革命之真实的物质要求的运动。它与四川的保路运动相仿佛，起着‘引起中华革命先’的作用。”
清王朝迫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大肆拍卖各省经济利权。1902年5月，英国选择了安徽的绩溪、铜陵、宁国、歙县、广德县等五处与清王朝签订了租卖开挖矿藏的合同。租期为一百年。消息传出后，安徽人民立即开展了争取回收利权的斗争。1905年安徽绅商提出自设公司，集股开彩，可是商务部不敢发矿照。1907年11月，安徽绅商学各界代表在安庆集会，宣布成立“安徽路矿公会”。汪德渊致电留日学生安徽同乡会，要求联合抗争。祖父接电后积极发动同学，一方面致电国内表示声援，一方面留日学生同乡会还特派洪、蒯二君回国，运动各地动绅商争取把矿约废除，央求皖籍京官出面主持。
1909年，祖父从日本法政大学毕业后，回国“主上海神州报，蜚莫腾茂牗世导民，言论丰采，有不可一世之概，其斥摘权贵，指陈得失，深为当道所忌欲放逐之，而宇尘不屈不挠。时岑尧階中丞抚湖南，慕宇尘这名，罗之幕府。湘省宪政之推行优于他省，则宇尘赞划之力多也。”
何雯在上海办《神州日报》期间，积极参与了安徽旅沪同乡会收回铜官山利权的工作。6月6日，铜官山矿案特别大会“在上海均益里商办铁路公会召开了。经祖父等留日同学的联络，各省均派来代表与会。江苏代表叶惠钧、河南旅沪同乡会会长王搏沙以及江浙、福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一致指出：铜官山是中国的矿山，中国人不能隔岸观火。并指出今日的大会，“实全国人民保护路矿之大会”。王搏沙当即建议组织“铜官山矿共济会”，与会者一致赞同。当场推举王搏沙、叶惠钧、于右任、吴研人、何宇尘等23人为筹备委员。在6月17日的第一次筹备会上，订立了简章八条，决议“俟此案（铜官山废约案）解决后，再扩充范围，改名为中国路矿共济会”。收回铜官山利权的斗争越出了一省的范围，成了全国收回利权运动的中心。
包括祖父在内的所有筹委会成员夜以继日地工作，使铜官山废约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鼎沸之势，军机大臣那桐亲自出面调处，1910年3月由安徽藩库拨付五万二千英镑给英国作为赎款。铜官山矿权经过斗争终于收回，全省人民为之欢呼雀跃。
这时，祖父才回到故乡探望父母，并同好友畅游了家乡风景名胜，写了《江镇十詠》，他的第一首“龙谷春雾”写的就是今天我的父母归葬之处。诗中写道：“喜得故乡小盘谷，三春桃李傍山开；苍苍双涧飞红雨，凝有蛟龙出壑来。”祖父一生诗作颇多，其《澄园诗集》印行时，他的好友于右任、范绍曾、许世英等有题字，有的作序。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覆灭，各地纷纷成立政党。“政治组织的激增，是革命后政治风气的重要表现……建党的领导人大都在日本度过一段时期”。祖父应留日同学之邀赴北京。“壬子（1912年）之岁，余与宇尘在京创办法政大学，为私立大学之先导，一切规划皆出其手”。同年，何雯参加了共和党。该党是由章炳麟领导的进步党、梁启起领导的民主党等几个党派于1912年5月合并而成。但时章派、梁派不久又以独立团体面目出现。当时最大的党还是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各党派为争取进入国会进行了艰苦的搏斗。“选举过程从1912年12月持续到1913年1月以后，新的地方议会在季几个月里组成。新的会（议会）1913年4月在北京召开。”祖父以共和党身份任国会众议院议员。
国会成立后，即着手制定宪法和选举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只是临时大总统。但这两项工作谁先谁后，却发生了争执。1913年6月15日，梁启超在国会建议，对于总统问题，仍推袁世凯，对于宪法问题则主张先定宪法，后选总统。经会议表决，大都赞成梁民的建议，决定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接着由何雯和参议员杨永泰分别领衔，先后在参众两院各自提出了关于组织宪法起委草委员会的议案。7月初，参众两院分别选举宪法起草委员，各党派竞争十分激烈，都希望多得名额，以便对宪法起草有较多的发言权。选举结果，众议院在国民党籍有：张耀曾、伍朝枢等15人；在进步党籍有：刘崇佑、汪彭年等9人；在共和党籍有何雯、吴宗慈等5人。参议院在国民党籍有杨永泰、汤漪等18人；在进步党籍有曹汝霖、陆宗舆等9人；在共和党籍有钱应铭等3人。
1913年9月27日，在国会讨论制订宪法时，梁启超、严复等人向参众两院提交了《孔教会请愿书》，要求宪法规定孔教为国教。孔教会的请愿书发出后，获得全国范围的回响。黎元洪和浙、鲁、鄂、豫等十余省的都督或民政长官先后通电表示支持。但是，何雯面对巨大舆论压力，“认为孔教不应定为国教，并列举了四条理由：（一）中国非宗教国；（二）孔子非宗教家；（三）信教自由之通例，如定孔教为国教，与宪法抵触；（四）五族共和，孔教之外仍有喇嘛教、回教等种种，如定孔教为国教，易启蒙藏二心。”10月13日，宪法草案即将起草完毕，会上，汪荣宝等又提出将孔教定为国教，并反驳何雯意见说“孔教并无仇视他教等事……蒙藏向背皆视政治之能力苦何，于定孔教为国教无关。”何雯与伍朝枢等再次表示反对，认为“倘将孔教规定为宪法内，凡不守忠恕者，必将一一科以违宪之罪，否则失法律之效果也。”结果，将孔教列入宪法之议，仍未获通过。当时，有人将主要支持者和反对列表如下：
经研究认为支持者和反对者并无明显的年龄和党派背景之差别。袁世凯死后，旧的国会恢复，1916年宪法的修订继续进行，陈焕章再度提出《孔教会上参众两院请定国教书》，理由基本上与前次请愿的一致。何雯等再次坚决反对。1917年3月在上海成立了“各省公民尊孔联合会”陈焕章为会长，组织请愿团要求将孔教定为国教。何雯和张鲁泉等人不仅不同意，并且建议将《天坛宪草》中关于“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条款从宪法中删除。何雯等的理由是，孔子的思想主要是作为君主专制的思想资源，与民国的国体不符合；与信教自由的宗旨不符；国民教育问题属于行政范围，不应由宪法来规定；修身属于道德领域，与宪法的性质不合，而且国民教育是强迫教育，如果将孔子之道列入宪法，那么别的的宗教信徒的信仰就会视为非法。国家如要尊重孔子可通过别的途径，而不必争此一条文。经参众两院议员讨论，认为何雯的建议有道理，决定删除草案中“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事”的规定，原十一条“宗教信仰自由”改为“中华民国人民有尊崇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
第一届国会期间，一些议员针对政府施政行为纷纷提起弹劾案。 “1913年6月……共和党议员何雯认为财政总长周学熙擅行订立规章，实属违背约法，且签字后又不交院追认。为此提出弹劾周学熙案。在各党的压力下，国务总理赵秉钧、财政总长周学煕，宣告去职。”
袁世凯于1913年 1月4日下会解散国民党，1914年初解散各级议会，国会议员被通知回家。⒀此时，西南六省通电反对解散国会。孙中山电促六省兴师讨逆。但各省督军宣布独立，不赞成恢复国会。督军团编造国会议员内有：“三第士”、“四凶”、“五鬼”、“十三暴徒”等等，何雯和邹鲁等被列入“十三暴徒”之内。⒁袁世凯采用分化和武力，很快镇压了当时被称之的“二次革命”。因为袁需要国会再走一次形式，又恢复了国会活动。
1915年袁世凯正式担任总统后又想当皇帝，因为很多事仍受国会限制。8月，在袁的默许下开展了一场拥戴袁当皇帝的运动。何雯当即上书袁世凯，认为有十条理由不能当皇帝，此书被袁的长子袁克定扣下。不久袁再次解散国会。在京不能呆了，何雯与一些志同道合同志南下，何雯在安庆办过《民治报》；在上海与于右任等先后办《民呼》、《民吁》、《民声》和《神州日报》，何雯任主笔。1916年，何雯另办《新中国报》，任社长。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卖国二十一条经何雯等在报刊上揭露后，何雯立即被袁抓到北京，投入监狱。曾祖父何令明为了救祖父出狱，卖掉家产大通大清银行赴北京把祖父救了出来。1916年6月，袁世凯当了3个多月皇帝后，在北京因尿毒症死了。
祖父出狱后，积极参加恢复后的国会活动，如前述的1917年国会内反对尊孔教为国教的斗争。历任黎元洪大总统顾问、南北经济调查委员、直鲁豫三省巡阅使等。
1923年6月曹锟为了当总统，必须在国会重新组织法定人数，曹锟的助手建议：“北京将支付（国会议员）从上海返京的路费，每周还有一笔参加国会非正式讲座会的慷慨酬金；将修改国会组织法，使在国会的任期不再是有限的一段时间，而是无限期延长，直至选举新国会为止；选举总统前先完成宪法；总统选举时每位议员将得到5000元谢礼。北京的国会人数逐步上升。”⒂何雯也在其内。10月10日，安庆学联等为此捣毁了祖父在安庆的住宅。1924年10月，冯玉祥进京，废除了曹锟总统。
经历上述事件后，祖父决定不再参加政治活动，研究佛学，并寄信给刚任衡阳县令的弟弟要钱，准备在庐山买一块地，专心修心养性。寄给弟弟何宇奇的信还附了一首七绝：“匡庐日日伴飞仙，醉吸烟云卧听泉；寄语衡阳新令尹，阿兄笑乞买山钱。”⒃1924年夏天，世界佛教联合会邀请各国研究佛学人士到江西庐山大林寺演讲。日本出席会议代表佐伯大僧正抵北京时，祖父等到车站欢迎。⒄
同年，印度诗人泰戈尔应北京大学之邀来华访问、讲学。泰氏在京期间，何雯和北京佛教讲习会会员张相文、沈钧儒等相偕前往拜访，由徐志摩、邓高镜担任翻译。会见时，何雯与泰戈尔一问一答照录如下：
何雯首先发言，询泰氏以最近佛教及婆罗门之状况？
泰氏答谓：印人崇拜佛教，故迎今婆罗门教所有之仪式，多已归纳于佛教之中。
何又问：印度九十六种外道，现留存在否？
泰答：派别甚多，不胜列举，然多扳依佛法也。
何又问：世界哲学，莫高博于佛理，中印两国人士，欲发扬东方文化，宜宣传佛教，为世界消除劫难，此意当否？
泰云：此意极是，予深望世人倾向为善，互相亲善，尊重道德和平，俾不致魔鬼以物质的实利主义，破坏我精神上之文明，且魔鬼之所为，实地狱之种子也。
何又谓一切科学，出于哲学，哲学固最精于印度之释迦牟尼。彼能解决宇宙中现在未来，又能救拔世人……现在世界魔鬼之力正盛，吾人应负救世之责，从事于感化宣传，将来可组织――中印学会，互通声气，请问此法善与否？
泰谓予此次来华，本有斯意。希望中印两国人士，为精神之结合，共谋发扬东方文化，实最欣祷云云。
1925年11月5日，祖父在北京病世，时年仅42岁。
祖父在任国会议员时，还应家乡族长之邀于1918年回安庆参与编纂《庐江郡何氏大同宗谱》，任总纂。该宗谱是一部统谱，涉及11省10万何姓人。全书共28册2562页。始祖从战国末期，秦朝初期的允公开始，一直到民国初延续二千多年，当过总理兼外交大臣的孙宝琦为谱作序。奋威将军丁槐题词：“万派朝宗”。这部巨著涉及之广，所用的时间、所花的人力、财力，不仅其他姓氏难与相比，而且在我国族谱史上也是极少见的，是族谱学上的重要文献。
祖父的《澄园诗集》只收入了他的部分诗文，我见到或听到的还有不少。安徽潜山县境内的三祖寺，是中国禅宗三祖传教布法的场所。1983年，国务院批准为重点开放寺庙。寺内的“三高亭”石柱上，就刻有祖父撰写的对联。
“长揖傲夷齐看山外白云招隐共诗崖酒岛，所居在廉让访洞中丹灶编书续高士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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