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埔县湖寮双坑村传统社会与文化变迁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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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县湖寮双坑村传统社会与文化变迁考察

发布时间：2025-03-26来源：互联网 浏览次数：47

粤东大埔县湖寮地区的双坑村，虽是一个山村，但却是一个声名远播的地方。当地有一句俗语：“湖寮吴、蓝、罗，无奈双坑一姓何。”这句话隐含着两层含义，一是湖寮的吴、蓝、罗、黄等各姓虽为大姓，有钱有势，但其生产生活所需的水源主要来自双坑，如果居于双坑的何姓将水源断绝，则湖寮各姓就很难生存，因此湖寮的吴、蓝、罗等各姓，对双坑的何姓无可奈何；二是随着何姓势力的崛起，尤其是在同治、光绪年间何如璋、何士果父子先后考中进士，成为当时官场上炙手可热的人物，而湖寮其他各姓则人才不多，没有出现显赫的官员——罗卓英、吴奇伟等都是民国以后的人物。何氏一姓胜过了湖寮各姓，湖寮各姓当然奈何不了双坑何姓。何如璋积极参与振兴清政府国力的洋务运动，并以出色的外交才干担任过首任中国驻日本大使，后在1884年8月充当了中法马尾海战失败的“替罪羊”。前辈时贤对于晚清有争议的何如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但就对他成长影响甚巨的家乡自然、社会环境，却语焉不详，外界因而知之甚少。本文根据实地调查，结合族谱、方志等，试对双坑何氏的传统社会与文化及其变迁进行初步探讨。所叙内容以民国时期为主。

双坑，又名崧里，地处大埔县中部，距县城湖寮5公里，距旧县城茶阳35公里。位于由大圳、小圳两条坑水冲积而成的盆地上，周围群山环抱，地势东西绵长，南北狭窄，故名双坑。东界葵坑，南邻高道，西枕双髻山，北界河腰，西北界敬里。在大埔开县以前，双坑属饶平县清远都。明代嘉靖五年设立大埔县后，双坑为全县32个民社之一。康熙年间与黎家坪等村合称黎双社，乾隆年间与湖南寮各村合并成为同仁社。但双坑作为一个独立的基层社会组织——甲的情形，从建县以来一直延续至清末。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全县分行政区为8区，双坑隶属第5区（同仁区）。民国21年同仁区分为22乡，各设乡公所，设正副乡长2人。双坑分为上下二乡，自塔墩下及福院里以上属上乡，以下属下乡。后为节省经费，二乡合并为一，名为双坑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设双坑乡，隶属湖寮区。1958年，双坑乡分设上、下二村。1963年合并为双坑生产大队，属湖寮公社管辖。1980年撤消人民公社后，设双坑管理区，属湖寮镇管辖。

一、宗族历史与社会

双坑是一个以何姓为主的多姓村落。相传何氏于宋末定居双坑，至嘉靖年间已形成宗族社会，“湖寮田山”事件1发生时已引起周围各姓的关注。至康熙以后开始崛起，成为可以与湖寮各姓相抗衡的大族，尤其是同治年间何如璋中进士后，何氏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成为大埔县的名门望族。

相传，双坑何氏先祖何九郎从福建武平县岩前宁洋迁潮州南门左厢，数传至何宣教，于宋朝嘉定二年（1209）迁于今大埔县大麻镇黄竹洋。何宣教第二个儿子何双山于宋朝嘉定十年（1217）再迁居于双坑，从此繁衍出双坑何氏一脉。

历史上双坑为杂姓聚居区。在康熙年间与湖寮各姓打官司时，双坑有何、谢、肖、陈、丘、刘、林、罗、张等18姓，何姓仅为其一。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何氏已发展到“子孙千余”。至民国年间，除何姓外，只有陈、谢两姓，且仅100余人，而何姓达4,000多人，已传29世。其他各姓，或迁或绝，不见记载。现陈姓约40余人，居于双坑西南的大坑；谢姓约50余人，居于双坑村水口的龙岗寨；何氏约3,100多人，已传至32世。

自何双山定居双坑后，随着子孙的繁衍，不断散居于周围，形成大大小小的聚落，居住区域不断拓展。至民国年间，何氏所居自然村落大致可分为四部分。东北部有新土岭、寨下排、龙岗寨（寨子上）、崩山下、社背坑、均斗坪；中部有头角里、大坝仔、下山仔、井子里、莲塘下、凹背窠、半山、墩头、田心、窑窠尾、土楼、老虎岌下、黄石垄、鸦鹊树下、龙门石；西南部有福院里、塘背、圳边、塔墩下、洗马窟、塘腹里、下坪仔、油坑仔、坪上、坪顶上、塘子背、柿子树下、大墩背、麒麟宫、老屋仔、雷打石、上坑、兰幽坑、大坑、坪岗上、土垄里、石坑、拉碗仔、麻竹坑；北有麻坑里、宝子石、青草垄、大段上、扬屋田、寨下、崩土、塔天凹、寨头缺。

何氏定居于双坑后，先后发生的两次大事件对何氏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一为嘉靖二十七年（1549）的湖寮田山事件，一为嘉靖四十一年（1562）的房斗事件。

何姓居于山区，山多田少，在当时潮州沿海地区庞大的竹木炭柴市场的吸引下，靠山吃山，大量采伐竹木，建窑烧炭，运销于外。而吴、蓝、罗、黄、丘等各姓居住、耕种的湖寮盆地有“田畴百有余顷”，其“水利本自三山：一曰高道庵，一曰双髻山，一曰山丰。位连离兑，田距二十余里。源泉泻为沟圳之流，竹木蓄作车陂之具，”为湖寮各姓田地的主要灌溉水源。嘉靖壬午（1522）以来，居于湖寮盆地水源地区的双坑何氏等“潜入山林，伐木抄纸”，后来又“招商伐木，煽炉专利”。“至于己酉（1549），山就童而泽缘涸，田粮荒害，民命不堪。”严重影响了湖寮各姓的生活。于是“士民黄扆、廖钦事、蓝田学、丘万古、廖见一、蓝继芬、罗宗铉、梁国器、蓝绪、张仕龙、蓝裳、罗文黼、梁国巽、罗子鹏、罗尚清等凡百余人”，赴县控告。官府遂“按法治罪，”“斥罢五炉，申严界域。”“山公六社，罪服何氏”，“追征赃银三百二十余两，而山仍归六社。”并立石碑于山上，以示官府的明确态度。而且还把处理这一事件的经过登入县志，以“罪一何氏，永可垂戒六社矣。”把何氏作为破坏湖寮水源林的坏典型。这就是后来困扰湖寮各姓与双坑何姓之间数百年之久的“湖寮田山”事件。

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官司，吴、蓝、罗、黄等已是当地大姓，且有贡生、庠生等数十人，而双坑各姓除何姓外均为小姓，连一个秀才都没有。因此判决对双坑各姓，尤其是对何姓不利。何姓居于山区，只能靠山吃山，因此除了采伐自然林、次生林外，还在山上种植了许多杉树、茶树、松树等经济林木。如果各山归六社所共有，则何氏所种山林将随时面临被他姓砍伐的命运，严重危害了何氏的经济利益。尤其是“罪一何氏”，被认为是对何姓人格的污辱。

嘉靖四十一年何氏宗族发生了严重的房斗事件。当时共五世的三房部分子孙“屡干法纪”，何氏的第一个秀才、二房的何带溪品行严正，又有功名，是何氏的首领，要纠正他们的过错，准备将其绳之以法，引起他们的不满。因此把迁居饶平等地的同房叫回，将何带溪给杀了，并杀了前来救援的何带溪长子志道、二兄前溪、长兄之子继松、学道，“一门之中，兄弟、父子、叔侄五人被害。”相传二房人被杀四五十人，损失惨重。至清初何梅村时二房逐渐发达起来后，三房人怕二房报复，纷纷从村中迁至大埔高陂，丰顺潘田、丰良等地。双坑遂成二房人的天下。

嘉靖年间进士、福建按察司副使黄扆的后人于万历年间以“田逼官山”为由，“欲招商伐木”，砍伐何姓所种之林木，被其他各姓制止才罢休。至康熙三十一年四月，湖寮蓝应昂、蔡璇、刘兆理、罗宗璜、罗芝碧、刘兆弼、黄尔嵩、蓝士畹等，为何姓所种林木价值千金所吸引，交通房差、地保，以“山公六社”、何姓私种杉木为由，招人砍伐何姓“杉木一千五百余株。合乡愤骇，无所为计。”18世商人也是族中房户头的何和也捐金600余两，由弟弟何而安、儿子安山叔侄联合同乡18姓，具呈省垣，上告于总督。旋经督署派员实地勘查后，于康熙三十九年作出判决，要求大埔知县布告并勒石分清官山和民业。规定高道庵、双髻山、山丰3处官山，永为合社公共樵采、灌溉；龙岗寨、石阙里、蔗林坑、土垄里等处一带乃何氏民业，依照界址，不得混冒侵占。经此，何氏的山林种植利益才有所保障。但县志《湖寮田山记》一文未撤，一直是何氏的心病。

何姓人认识到，要改变与湖寮各姓对抗的不利局面，首先必须加强内部团结，强化宗族组织，壮大宗族力量；同时要崇文尚武，鼓励子弟读书练武，参加科举，获取功名，提高宗族地位和影响。族中房户头18世何和也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去世时留给他四个儿子梅村、善长、雨苍、安山的遗嘱是：“武庙宜建、文祠宜筑、大宗宜展拓、土楼宜创设，凡兹四事，尔兄弟四人，其各勉为一事，以成我志。”

作为宗族形成标志之一的祠堂，就传说和现存文献所知，何氏最早的祠堂为十四世何石泉（1491—1561）于嘉靖年间（1522—1566）所建的明德堂。何石泉善于经商，“尝携次子，至临清州经营。不数年捆载而归，自立鸿业户，建明德堂，崇祀曾祖考三代。”此后，随着着人口渐多，为聚族众，建造了许多祠堂，仅现存祠堂达50多座。

就当地民间的说法，祠堂有宗祠和私祠之分。宗祠又称公祠，分大宗祠和小宗祠。大宗祀奉开基祖，全村何姓人都有份。嘉靖年间所建的明德堂，后来被奉为小宗祠，奉祀十一世祖秉良公派下历代裔孙，因村中何姓人大多属于这一房派，因此大部分人有份。

何和也遗嘱要儿子拓展的大宗祠昌裔堂，原建于田心，不知始建于何时，奉祀始祖及四世、五世3代，后遭兵灾而废。明崇祯丙子年（1635），十六世何天衢考中秀才后，“众念祭祀无所，因以万历年间所起蒸尝银，购三房道金秧地以为基址。讵意至清顺治五年遭刘乾初之变，尝产一空。”一直到康熙辛卯年（1710）才于大栋顶山麓重建大宗祠正堂，“前望三峰，后枕双髻，众山环绕，一水滢洄，规模宏敞，占尽一方形势。”为始祖大庙，并附祀至十世。雍正己酉年（1729），十九世何安山继承父亲何和也的遗志，倡导族众捐资扩充两从屋以及化胎、照壁、丹楹、刻桷。至癸丑年（1732）竣工，又附祀至十六世。光绪己丑（1889）重修，更换石柱，于正座旁加设左右两龛，又附祀至二十五世。

所谓私祠，是由各房各派所建、仅本房本派子孙有份的祠堂。随着何氏人口的繁衍，各依传承关系聚族而居，从而形成众多的房派。各房派人口繁衍极不平衡，繁衍人口最多的为四大房。其中又有上四房和下四房之分。上四房为十七世炯如4个儿子亲也、和也、而安、实也四房，所传人口占双坑何氏90%以上。下四房是十八世和也的4个儿子梅村、善长、雨苍、安山四房，所传人口占双坑何氏80%以上。只要子孙兴旺，经济条件许可，各房派都以自己的开房始祖为中心，建立祠堂用以团聚。如笃庆堂，由19世梅村、安山兄弟合建，奉祀祖妣颜宜人及梅村公、安山公两派。副总第，在石角里下侧，由19世何梅村所建，被所传子孙奉为祠堂。仪式堂，在老虎岌下，由19世何衡庵所建，奉祀其母林氏及其所传一派。光裕堂，在黄石垄山麓，康熙壬寅年（1722）19世何安山所建，奉祀安山公一派。这些祠堂与大、小宗祠各房都有份不同，因而俗称为私祠。全村现存52座：绍庆堂，前溪公祠，申锡堂，永锡堂，德庆堂，绳武公祠，孝恭堂，育德堂，绍德堂，永思堂，有谷堂，敬睦堂，敬胜堂，协嘉堂，笃庆堂，积庆堂，保定堂，昭德堂，副总第，依德堂，先德堂，光裕堂，垂裕堂，燕诒堂，训式堂，仪式堂，思敬堂，庆光堂，英俊堂，缵绪堂，纬斋公祠，素园公祠，精一堂，馨德堂，怀德堂，有斐堂，树德堂，峻德堂，承裕堂，敬修堂，延德堂，淑德堂，承德堂，崇德堂，蕃衍堂，友恭堂，裕睦堂，昭庆堂，述德堂，世德堂，等。

每到年节，何氏各房子孙各集于公、私大小祠堂，以隆重的礼仪祭祀列祖列宗。通过祭祖，使族人在祖宗的感召下，增强宗族的认同感和内聚力。

为保护生命财产安全，何氏还联合同乡其他姓筑建了土楼。双坑虽为山区，但地处韩江重要码头高陂陆路通往大埔县城茶阳之间。因此成为当地的交通要道，同时也成为盗贼出没之所。如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倭寇进村骚扰4天，就是在高陂上岸沿此路进来的。明末清初，“人心疑惧，盗如毛。邻里乡党，各立寨堡以自守。”族人十八世何安山“尚侠气，有胆略，臂力过人，闲习武艺。”“公与乡人林矮子，俱以勇名，公尤善藤牌腰刀，长五尺余……当时赖以捍卫者甚众。尝有土寇扰乡里，公偕林率团壮御之。”为了保护全村安全，何和也四子何善长，“国初离乱，土寇恣扰，当其冲者，闾里骚然。公惩其弊，承父志倡建土楼一座，高其杆闳、厚其墙垣，以备外侮，慎固封守，自是乡里无寇患。”所建土楼名为“巩固楼”，是纠合全乡各姓各房共同建筑的。楼高3层，共有房舍60间，以土筑墙，土墙达1米多厚，故村民又俗称该楼为土楼。至咸丰同治年间，因遭遇洪水而陆续崩溃。

二、传统民间信仰习俗

民国时期，双坑庙宇林立，人们信奉的神明众多。村民认为村庄四周都建有庙，而且比较齐全，因而认为村庄被神明保护得很好，居于村中很有安全感。村庄的水口，左为龙岗，右为象山，两山对峙，以关锁水流，风水先生谓之“左辅右弼”，为一乡之门户。何氏在象山上建了社稷坛，在龙岗寨建了下宫，水口建有庆丰亭；在村庄中央有上宫、武祠和玄女宫，东北有文祠，西北有富宫，西南有贵宫。考究各庙宇的修建历史，则各个神庙的修建时间各不相同，这种被神明保护得很好的观念是逐步建构起来的。

在双坑，就文献和口碑而言，最古老的庙是上宫。上宫位在村中央的关东桥后，建筑面积约50平方米，奉祀玉封仁主公王及五谷帝主，创建年代无考。相传香火分自湖寮山子下太阳宫，是始祖入乡开基时所带来，为始祖入乡后建的第一宫，仁主公王被村民认为是一乡福神。宫前照壁绘有麒麟，故又名麒麟宫。

下宫，位于下村水口龙岗寨，中祀玉封仁主公王（香火分自下宫），右祀惭愧祖师（香火分自阴那山），左祀土地伯公伯婆。清康熙戊戌年（1718）由18世何和也创建，其子19世何善长负责打理。

得月楼，因建于水边，又称水楼。位于五世祖墓前右侧，中祀至圣先师及魁斗星君，楼上下两厅四房，前临溪水，后滨池塘，为18世何和也于康熙初年所建家塾。

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和湖寮各姓打官司过程中，何姓人认识到，要改变与湖寮各姓对抗的不利局面，必须崇文尚武，鼓励子弟读书练武，参加科举，获取功名，提高宗族地位和影响。根椐族中房户头18世何和也的遗愿，在其子孙的倡导下，双坑相继建起了文祠、武庙。

武庙，又称关夫子庙，位于村中央的大坝仔东南，两堂两从屋结构，中开三门，约100多平方米，建筑雄伟，装饰华丽。奉祀关帝及周仓、关平两将军像。清康熙丁酉（1716）由19世何梅村、衡庵捐资历建造，后来道光丁亥、同治丁卯两次重修。

文庙，即文昌阁，位于村庄东北的塘子背西山山麓，由19世何雨苍任董事，发起捐资，“集合同志21人，各捐资康熙钱18文为基金，以权子母”。至清康熙庚子年（1719）开始修建，至雍正丁未（1727）落成，即迎水楼文昌帝君、魁斗星君神像入阁奉祀。前后两栋楼房，共有房舍14间。前楼祀魁星老爷，后楼祀文昌神，后堂祀孔圣。“堂前梧桐苍翠，丹桂飘香，前耸笔架三峰，后枕仙岩百仞，树林荫翳，鸣声上下，左有石室，右有清泉。”1除建筑费外仍有祀租20余石，作为每年二月初三日文帝圣诞会时的祀产。清咸丰辛酉（1860）改造魁星楼并塑文帝、朱衣仙师、金甲尊神三像。至光绪庚子（1889）再修，改筑左右两廊，花费银元1000多元。

观音亭，位于文昌阁前，中祀观音娘娘，一堂一门，约40平方米。

朝元塔，位于双坑村口的凤雏岗，距湖寮约5公里。建于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为沙灰砖结构，呈八角形，共5层，高约10米，“以为一乡之文峰”，是传统社会祈求合乡文运之建筑。底层的大门上方镶嵌着一块石匾额，正中镌刻着“朝元塔”3个大字，左边镌刻“乾隆己卯春吉时旦”，右边镌刻着“双山主人何奋庸书”，字体苍劲有力。登临塔顶，环顾四周，湖寮、崧里尽收眼底，令人心旷神怡，被称双坑八景之一，名曰：“古塔凌云”。相传何氏族人在建塔时，“邻近各族群起阻挠。”在二十世何建康的主持下，“吾族控之官，得准建”。塔建好以后，双坑何氏不断有人考中科举，因而“族人均称颂弗衰。”尤其是100多年后的同治七年（1868）何如璋考中进士、点了翰林以后。

庆丰亭，位于水口龙岗寨山麓的水口，面临双坑溪水，为八角形，共3层，高约10多米，被认为是一乡之关栏，二楼奉祀都天致富财帛星君，即财神爷，由21世举人何曜亭于清乾隆戊戌年（1778）捐资创建。因该地为谢姓所有，相传何曜亭为建该亭，还花了不少心思。“晚岁，董建庆丰亭，以镇水口，谢族初不许，公于青晨连日具衣冠诣谢族耆老卧榻前恳求，耆老卒感其诚，许之。”

玄女宫，位于大栋顶山左麓。有一大石名宝子石，巍然垒于众石之上，高约数丈，大数十围。上有螺纹，左右及后体圆顶尖，下有岩穴，惟前面平如削壁，其顶有一石，似人形。清嘉庆间族人于石下建庙，将人形石取下奉祀于庙内，号为九天玄女，左祀石大将军。

永静宫，在麻坑岗山麓，中祀普庵祖师，香火分自老住垄，建于光绪丙子年（1876）。

富宫，在老虎岌下，主祀乌眉大王及五谷帝主、财帛星君，董建人及年代俱不可考。该宫位于村西北的山嘴边，冬天山窠里的西北风太大，煞气太重。建宫置乌眉大王于此以镇煞，保护村民。

贵宫，位于石贵岩，主祀三将公王，创建人及年代俱不可考。

七娘宫，位于凹背窠、柘林坑两处，俱祀七圣娘娘，每月朔望香火颇盛，创建人及年代俱不可考。

由以上建庙历史来考察，双坑的庙宇和神明由少变多，逐渐完备，有一个建构的过程。而且每座神庙的建立，都有其实际的功用和意义，都和当时何氏的社会状况和需要有关，这尤以文昌阁和关帝庙的创建最为突出。

而且对于这些神明，在当地有很多关于灵验的传说。如相传关帝庙中的关帝、关平、周仓，是用同一根从清远河漂来的大木雕成的，高近2米，庄严可畏，雕刻的工匠认为是全潮州第一。而且“威灵素著”。如何如璋中进士后曾向关帝问终生功名事业，得一签说：“一生心事向谁论，十八滩头说与君；世事尽随流水去，功名富贵等浮云。”当时茫茫然不解其意。后任职福建船政局，以中法马江之役战败而去职。因而认为“流水去”，即暗指“法”字。最奇特的是何如璋为沈桂芬所提拔，沈与李鸿章有矛盾，李主政后凡沈提拔的官员全被罢免，唯独欣赏何而推荐其督办船政。这被认为是“十八滩头说与君”之意。又相传某年集大福酬神，演《三国演义》中的《关公斩蔡阳》一节，竟弄假成真，关公忽从神台上跳下，要举刀砍演蔡阳者，这时台塌了，很多人在台前看戏，但却没有伤一个人。以后来双坑演戏的戏班再也不敢演此剧了。正因为被认为这么灵验，故而被何姓奉为是一乡福主。

每个神明的祀奉，都有其实际的功用。如被认为是全村福神的仁主公王，除了每月朔望香火旺盛外，每年正月初五日，合族迎上宫仁主公王到田墩上祈福，名为大福会。正月初七日，合族迎下宫仁主公王到福济桥前福地祈福。如遇闰年，则在端阳前一天，要迎下宫的仁主公王和惭愧祖师到福地坪竞渡龙舟。

当然，以上各庙宇的神明的大聚会，则为一年一度的“合乡集福”和打醮。

每年的九、十月之交，由总理、缘首等在村中央的福地坪设福坛，恭迎合乡各宫庙的数十位神明莅坛，名为“合乡集福”，由总理负责，礼生主持，各村村民敬奉三牲纸宝，时间为4天。在集福前3日鸣锣不许妇女下溪洗衣，名曰“禁溪”。同时请戏班演戏4日4夜，家家户户都有亲戚朋友来观福看戏，其热闹程度可以和正月的灯节相比。

打醮则不经常。一般要发生大的灾难，认为世道不靖，于宗族不利时才会组织打醮，以消大灾。因双坑地方大，人多，请的和尚多，请戏班演戏的时间长，因此在周围一带影响很大。双坑建醮不知始于何年。据记载，清光绪五年（1879）乙卯为第二次，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为第三次。乙卯之醮总理为何淑斋、雪村、亮园、鼎臣、慰堂5人，将合乡神明全部请来，设坛于炯如公尝田，诵经礼忏3天3夜。并请潮州外江剧团乐天彩、如天彩来演戏酬神。先是与潮州东贵春班约好，但该班未如约前来（次年罚该班演戏3本）。只好派人到潮州城请乐天彩戏班，到高陂请如天彩戏班来演戏。乐天彩只在散醮之夜演了一个通宵，而如天彩则连演3天3夜。整个打醮花费了数百块银元。

庚子之醮，是因为北方发生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死了很多人，社会不安，因此何姓建醮以祈求天下太平。由何少卿、云轩、庄亭、子伦、海堂5人任总理，设坛于大福地，诵经礼忏5天5夜。请了两个戏班同时演戏，一个搭戏台于醮坛之前，一个搭戏台于经德堂屋后，各演5本。各家亲戚朋友前来观看者最少亦有10多人，整个双坑人山人海，被认为是自开双坑以来所从未有之热闹。整个打醮用去了1,000多块银元。

第四次为1926年。该年双坑疾疫流行，死了不少人。为消除瘟疫，于11月组织村民打醮。13日起坛，17日夜散醮。正总理20人，各出醮金20元，副总理60人，各出醮金5元，此次醮费用去6,000多块银元。

打醮是合乡的共同活动，周围各乡村民都会来观看，因此这是体现一乡的政治、经济、文化实力，提高一乡的声望和地位的最好时机。因此担任总理不是一般人都可以胜任，而必须是有钱或者有权者。如任庚子之醮的总理何子伦，为何如璋的侄子，曾被何如璋带出去任过官。

而文化人也积极参与。如何仲庐，从小有文名，1898年考中秀才。1900年双坑建醮时，他仅23岁，被推举为文祠礼仪主持人，为醮园四门所撰写的对联，“谁为当道主人？有约共看初上月；不比播间祭者，相逢应少乞余夫。（东门）天竺路何之？待向瞿昙求指引；首阳山在否？可无薇蕨寄怀归。（西门）回首浦云飞，流水难淘心里恨；入门柯梦醒，睡乡唤起眼前身。（南门）门内岂有长官？莫向斗城怀管钥；胸次已消块垒，何须杯酒奠邙山！（北门）”很有文采和深意，被戊戍科（1898）进士、族人何士果大加赞赏，四乡观众纷纷传抄，大大提高了双坑的声望和地位。

与湖寮各姓共同参与的保生大帝集福不同，1双坑以关帝为主神的合乡集福仅为何氏一姓所举行，同村的谢、陈姓不参加。而打醮才是真正全乡性的，谢、陈两姓都参加。

三、传统生活习俗

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生产、生活活动深受自然、社会环境的影响。在不断调适与自然、社会环境的关系过程中，人们的生产生活活动一旦习以为常，即形成为习俗，其内涵包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双坑何氏在与自然、社会的不断调适过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传统习俗。以下所举，为在当地社会影响较大同时也是较独特者。

1、婚俗

婚费及婚嫁年龄。据民国《何氏族史》记载，婚嫁的费用，大概是娶亲多而出嫁少。中等人家娶亲，在民国初年，大约要用三四百块银元。如是富家，如什么都以丰厚为准，则要花上千块大洋。如女家无力准备嫁妆，则于聘礼之外，多索取聘金以为嫁资。一场婚礼，通常要用猪牛肉各约七八十斤，酒三四瓮，米三四百斤，以及全猪、鸡、鸭、牛肉、鲜鱼等物。聘金一般约300块大洋左右。婚嫁年龄，男女通常在二十岁以内，也有十五六岁就婚嫁的。如娶哺乳之女，聘金有无不一，聘礼仅酒肉、糕点而已。如娶10岁左右的女孩，聘金多者100余元，少者数十元，聘礼亦用酒、米、猪肉、牛肉、鸭、鲜鱼等物，比大婚稍为少一些，故人多娶这种女孩。康熙以前，族人多以在家种田为主，故所娶多邻近之女。道光咸丰以后，出门经商、做官的不断增多，遂有娶外省、外县之女的。至二十世纪初，到海外留学的，更有娶外国人的。如何颖封1920年到日本九洲入帝国大学留学时，就娶了日本女高等专门医学校修业生的虾名贞良为妻。

童养媳及纳妾习俗。凡生有儿子的，担心将来无力婚娶，便将幼女（甚至尚未离襁褓的）抱回作为童养媳，谓之“细薪舅”。这种风气最盛，即使富家，也不能避免。等长到十五六岁时，即择日成婚，俗称“上头”，女家仅送点衣服首饰而已。纳妾的，大多是因妻子没有生育儿子才会出现，但不多见，大约百分之二三。

新娘习俗。在双坑，有一整套做新娘的礼俗。在娶新娘那天，先请族中子孙昌盛之人，在洞房点烛，名曰发烛，要说好话。新娘轿前一定要有2个小男孩提着漳州灯，名曰点纱灯（也有用宫灯的）。将到大门时，由另外2个小男孩交接，名曰接灯。该晚亲戚朋友在新娘房闹洞房，名曰“看新娘”。大家一直要闹到拜花烛后才散去。再请发烛人挂帐，也要说好话。随后新郎与新娘脱去衣冠，新娘一定要特意留下冠花一朵，以待新郎探花，否则新娘不敢上床。姑姑、姐妹等则伏于窗外，窃听新娘与新郎的话语，以便次日取笑。如未听到，则认为不吉利。第二天早晨，新娘在厨房拜过灶神后，家人即将多把钥匙和一把红色筷子交给新娘，取能当家快生子之意。再到猪栏，在喂猪时搅搅猪食，认为这样所养的猪容易肥胖。3天后，入厨房作羹汤，送给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吃。7天后，新娘拿一壶糖茶滴入井中，再回房将糖茶奉送给长辈妇女及妯娌，表示要与众人亲甜之意。

妇人改适之俗。过去妇人夫亡，不愿守节者可以改嫁。但如果改嫁，原所送聘金要归还一半给夫家。如果未婚妻亡，所得聘金不用归还。

2、妇女习俗

1903年，何士果以家乡妇女为模型，撰写了《论大埔妇女之特色与其缺点》，发表于汕头的《岭东日报》上。后徐珂在编撰《清稗类钞》时又以《大埔妇女之勤俭》为题加以宣扬，成为国内外人士认识大埔妇女乃至客家妇女的主要论据之一，多次为研究者所引用。双坑妇女除了何士果所言之勤劳、节俭、多节妇、无穷妇的特色与缺点外，其日常生活及其习俗丰富多彩，以下试举一二。

提姜酒习俗。妇女初生子女10多天后，将鸡、酒及熟米豆，请人送到娘家和外祖家，分献各人，谓之担姜酒。并预约开汤饼宴，谓之做十二日（日期不定，大抵在一月之内，可能以前生子后12天即开汤饼宴，故名）。届时娘家送来小孩衣冠襁褓、金银首饰、活鸡、米粉、黄糖、白糖、乌豆、鸡蛋等物，并邀集乡邻、亲戚妇女数人或十数人赴宴，谓之“逻月”。

妇女回娘家习俗。凡妇人新年回娘家，多以酵粄、糕粄、鸡蛋、猪肉作为礼品；端午节时，多以粽子、鸡蛋为礼品；九月作大福会时，概以糍粄为礼物。礼物多寡，视家庭贫富状况而异。平时回娘家，大抵以豆腐干为礼物。

妇人勤劳之俗。双坑贫妇，鸡鸣即起，外出肩挑。往恭州一带多挑松柴而去，复挑潮汕货品而返。往百侯、湖寮、高陂、大麻、埔城（茶阳），多挑竹笠而往，挑纸料、竹木、杂物而返。所得报酬，上奉翁姑，下育子女。受人雇佣，虽高价也不屑就。“至于樵苏、汲爨、田园、纺织、饲养鸡豚，皆普通妇人所能为之事，即富室妇女，亦无敢以暇逸自安者。”

妇人敬神习俗。每逢神诞及每月朔、望日，妇人不下河溪洗衣，不挑便桶到田园，以表敬意。每逢朔、望日，妇人多到各庙烧香，不吃荤，名曰食斋。有吃一餐、三餐的，也有吃三、六、九等日斋的。甚至有不少妇女吃长斋，认为这样可以修得来生之福。

3、科举习俗

迎新贵人习俗。乡人崇文尚武，把新中秀才者称为新贵人，认为中秀才后，即已迈开了走向富贵的第一步，可以光宗耀祖，因而非常看重。当新中秀才回村时，族中老成必请锣鼓乐队，派执事于村口迎接。新贵人则请其受业师或长辈，披花挂红，由下宫起程，直上大宗祠拜祖。拜完祖后，即在大宗祠设宴，合族欢庆。宴席散后，仍由鼓乐、执事送新贵人回家，以示荣耀。如果考中举人、进士的，则族中请鼓乐、执事到湖寮的河头三义庙开始迎接，仪节与接新秀才相同。

登科甲者拜外祖习俗。凡十六世何少松所传子孙考中举人、进士的，必到湖寮河头祭拜罗姓外祖瓦亭公。相传在明朝嘉靖壬戌年（1562）房斗事件中，何少松年方十一，因避于外祖家才幸免于难，因此何少松立下规矩，凡子孙取得功名，必告于外祖，以示不忘外祖庇护之功。后来何少松裔孙世世相沿，代代祭拜。如何如璋任职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领事请假回国到家后，特意到河头去拜外祖祠，并亲自撰写了一幅对联：“八千里乞假归来谊笃旧姻堂构依然怀宅相，三百年传述故事泽承世德衣冠长此绍家声。”

会试祭江习俗。凡举人在赴京参加会试前，须择日在双坑的溪水边，以三牲祭拜水神，名曰“祭江”，祈求海不扬波，扶摇直上，考中进士。

4、娱乐习俗

1）灯会

每年农历正月十三日晚上的灯会，俗称“十三迎灯”，是双坑最具特色的一种民俗文艺活动。究竟什么时候有此活动，则没有记载。

十三日为灯节，又称“灯会”，是把各祠堂的装彩灯架会集游行的灯节活动。灯架大小不同，用木作架，大的有3层，长2米左右，宽约50公分，高1米左右；小的有2层。每层都放置从潮州定购的戏曲人物“灯公仔”，再用茅茎彩装厅堂、楼榭或山石、花草等景。最下一层是大型灯公仔，高约22公分，一般为《复中兴》、《郭子仪拜寿》、《六国封相》等喜庆戏曲人物；中上两层则有小型灯公仔，高约16公分，多选人们所喜爱和熟悉的戏剧折子人物。这些灯公仔造型漂亮，栩栩如生，并结合装彩环境，亭台楼榭，配以灯烛，可谓精工绝妙的综合艺术。灯架中以定位烛火照明，间有布景彩，使景色更加灿烂。有些灯架在二、三层还进行双面装彩。在会集前各祠堂灯架自行择吉日挂在祠堂正厅。

正月十三晚，各宗祠灯架先集中到大坝仔，然后按各祠祖先世系先后为序排列，明德堂居首，依次为申锡堂、孝恭堂、绍德堂、笃庆堂、有谷堂、依德堂、先德堂、英俊堂、衍庆堂，最多时有13架之多。游行时每一灯架前有大锣鼓先行，有的还有“八音”，最讲究的是在音乐队伍后还有装扮戏曲表演的“地景”。各祠灯景鱼贯而行，绕村游行。游行路线是先至武庙，参拜关帝；再经副总第到塔下庆丰亭、下宫，参拜财神老爷和仁主公王，作短暂时间顿场；再回程到大坝仔，作较长时间顿场和锣鼓演奏，以供观赏。然后经土楼、笃庆堂、龙门石到五世祖坟前拜祖，再直上大宗祠，参拜开基祖双山公等神位，再折回小宗祠参拜石泉公等神位，再上麒麟宫，参拜仁主公王。灯架游村时，所到之处，各家各户在门前焚香燃炮，名曰“接灯”，取“添丁”之意。再折回小宗祠明德堂前排列，供村人观赏评价后，大放鞭炮、顿铳，以作闹灯，取“人丁旺盛”之意。其时灯光灿烂，月色清辉，笙箫偕钟鼓齐鸣，爆竹与烟花并放，环而观者填塞道路，整个场面，热闹非凡。随后各回祖祠，具牲仪祭祖，再鸣钟鼓放烟花。到各种仪式完成时，已近黎明。

2）舞龙

舞龙始于何时，无法考据。每年春节，村中都有舞龙活动，而且影响不小，是村中的主要传统娱乐方式之一。舞龙队以房为单位，由各房组织。因此，是否拥有龙队，则成为房族力量强大与否的象征。龙队在春节期间，要到各祠堂乃到家庭去庆贺。龙分青、黄（雄雌）二种。其表演形式，龙头、龙身、龙尾由9人配合共舞，龙珠一个由单人擎舞，姿势动作分参拜、嬉戏、夺珠、穿梭和回拜等。舞龙珠者头扎红绸，一身武打装束，须以敏捷灵活的纵跳、引送、徊环等动作引龙抡珠，双龙则随着龙珠纵横穿梭，忽高、忽低，栩栩如生。

3）鲤舞

鲤舞也是春节期间双坑何氏的主要传统娱乐方式之一。鲤舞是何氏族人依据何氏居住地区地形有如鲤鱼连绵尾随的5座山丘的特征，依托村中有鲤子山、龙门等地名，结合神话，借鉴中原鲤舞的民俗传统而创作的的晚间鲤舞，名为“五鲤跳龙门”。它采用格调高雅的汉乐演奏和仿生舞蹈动作相融和的形式，寓教于乐，以鼓励人们立志上进为主题，和乐妙舞，栩栩如生，雅俗共赏，韵味无穷，最为族人所喜爱，成为何氏民俗艺术的一大特色。与他村不同，如百侯一带是金鱼舞，双坑则为河鲤舞，有其独特内容和表演形式。道具有5尾鲤鱼和一座龙门。乐队有哨呐（俗名茅笛）、中笛、箫、二胡、洋琴等管弦乐器，以及大铜锣、大钹、碗锣、小钹、铜金等打击乐器。表演时，选青年5人为舞鲤手，另2人扶龙门。演出全过程均由雄鲤领舞。表演前先游行各村，用茅笛吹奏《百家春》或《春传》等乐曲，雄鲤入屋到各家参拜。与此同时，大铜锣、大钹等敲击乐器在选定的演出场地上闹场等候。雄鲤参拜完毕返场，4鲤随之登场，舞鲤正式开始。整个表演分出游、戏波、穿花、合欢、跳龙门、龙归六段程序，约两个多小时。双坑的鲤舞始于何时，未见记载。但从康熙初年19世何安山刻镌“龙门”二字于后来表演鲤舞的主要场所之一的龙门石上来推测，则鲤舞可能在清初即已出现，而那时正是何氏特别渴求功名的时期。这种心情从写在舞鲤龙门上的对联中也可体会：“仿夏禹神工别开生面，看春风得意正及鳌头。”“登斯门声价十倍，度春宵瞬息千金。”这种寓教于乐的仿生舞蹈，一直是春节元宵期间大众非常喜爱的一种民俗文艺活动，表现了人们对科举功名的向往和追求。

5、风俗变迁

康熙以前，双坑人多以在家种田为主，因而风俗非常纯朴，人无浮华。虽然每代都有富贵之人，但衣食仍简朴，住房也简陋。至乾隆时代，何雨岩始有哔叽马褂，何艮轩始用铜了鸟（即今各家大门上的环钮）。道光时代何兴斋始有军机马褂；光绪时代何万山始从南洋购回自鸣钟。光绪以后出门经商、做官的不断增多，风俗逐渐崇尚奢华，衣食精美，居室华丽，已不可同日而语。如亦昌堂，一座石门就花了500块银元。

但至民国时，村民为人仍相当诚心实意。如新年初一至月半，凡有客来贺年，必以酒肉果品接待，俗称摆酒，若不如此，则不足以表达诚意。再如待田工（农忙时所请雇工）之俗，各家对待田工极其诚意，甚至有人在登山扫墓，或入庙祀祖后，特意留些酒肉送给田工吃。而粪田、莳田时，则以糍粑或粄作为点心。

当然，风俗的纯朴，并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宗族的有志之士极力尽心维护的结果。下以杜绝村中赌博恶习为例。

嘉靖四十一年（1562）的房斗事件发生，相传就是共五世的三房部分子孙聚众赌博，秀才何带溪担心会败坏族中风气而进行干预，从而导致报复。这一事件后，尤其是二房强大起来后，双坑何氏一直把禁赌作为祖传的禁令，不允许出现。几百年后的乾隆年间，因出门经商、做工等谋生的人的增多，把赌博的风气也带回了双坑，这时族中老成竟动员全乡、甚至上报到县，经县令同意，刻立石碑于村中，一再重申禁令。

第一次是乾隆二十一年，为全乡性的。所立《合乡禁赌议规》具体内容如下：

“立禁规。何乃端、乃命、乃运、乃敬、乃子、乃奇、乃晋、乃和、乃谨、乃名、乃琴、乃梓、乃练、乃孙、乃叠、乃准、乃仲、乃人、乃取、乃表、乃健、乃学、乃雄、乃动、乃习、乃仁、乃职、乃召、乃杰、乃才、谢宗巽、谢宗玉、熊阿娥、肖阿提、陈三妹、肖阿盛、丘士伦、刘咨采、陈阿石、林阿福、林庚长、罗上拔、张允济、张阿享、何德便、象铨、象允、象宾、仰升、联升、仲升、亲升、援升、叠升、仕升、抡升、荐升、碗升、崇升、吏升、名升、创升、愤升、乾升、赐升、浩升及降同合乡人等，为再严行申禁赌博事。窃思赌博之病，为害不小。其始不过一二人戏谑为之，或游对子，或掷乌白，其后因而耍牌压宝，又引诱良家子弟，十百为群，遂百孔千疮，莫可救止。夫赌博，有赢亦有输，输则热中，不顾身家性命，不惜体面。始而卖田、卖屋，继而卖妻、卖子，甚而挖祖父之骸骨，卖祖父之地坟，典尽当尽，身无分文。强者流为盗贼，穿墙挖壁，弱者流为乞丐，偷鸡毒狗，侮辱祖先，祸及宗党，此赌博之害也。我庐江氏自上祖严禁，初犯拿获，合族齐至，将竹鞭惨打；二犯，则令其父兄或毒死，或杀死。一人之死，犹可救父母妻子之死。此父老传闻，世世守之勿替。是以庐江氏至今百年，无人敢赌博者。即我各姓列亲移居此地，亦并无人敢在村中赌博者。凡在双坑居住，富而不贫，贫而不苦，皆数百年来严禁之故也。慈（兹）则世远年湮，法久生玩，故再严行申禁：嗣后各宜父诫其子，兄告其弟，毋蹈覆井，毋蹈危机。各族有不肖子弟，敢在乡村赌博，或有开场窝赌、抽油火、放小头者，查实，合乡齐至，捆缚其人，剥光惨打，赶逐他乡，拆去其房屋，毋令滋蔓，至成一乡皆盗贼。倘其父兄执法，则情犹可宽恕；若父兄庇护，又敢恃强逞赤，通乡签名，呈官究治。所有费用，俱出自始祖与各代蒸尝。各姓烟户派钱，择请一二人出身，此为子孙身家性命计，为祖父骸骨地坟谋也。幸勿裹足不前，袖手旁观，庶无不肖子弟羞辱祖父也。今欲有凭，立禁规一纸，交乃端收执，有犯，即将此款交出首人缴官。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八月二十日立。”

第二次为乾隆三十年，为宗族内部的。所立《合族立议禁赌规条》具体内容为：

“立议人（何）象志、象尧、象杉、象翠、乃运、乃命、乃端、乃敬、乃召、乃才、乃健、乃添、乃应、乃崔、乃叠、乃衢、乃强、乃晋、乃子、乃斋、乃仲、乃谨、乃巽、乃庚、乃曾、乃渊、乃动、乃练、乃职、乃云、乃雄、乐升、碗升、崇升、赏升、致中、喜升、灏升、耿升、水德、仰升、岳升、福升、乾升、清升、创升、宦升、及降、及述、及贞，为严禁赌博，以申家规，以维国法事。窃赌博，国家例禁，烈火秋霜，缘山高法远，官府之耳目难周，所赖以为国法者，家规耳。想吾双坑一族，先代能体国纪而家法森严，所以百余年来，俗尚敦庞，不致流为寇贼者；以此耕凿维勤，不致倾家荡产者；以此食先德而饮旧和，远近瞻仰，洵盛轨也。无如迩年来有因工商于外，子弟不无俗染。合族老成恐滋蔓难图，除将族内现赌者严行重责，公罚演戏，重申严禁，仍将申禁条款呈官给勒牌，以杜后患。庶家规肃，而祖制难忘，国法维，而刑宪免犯。今将所有禁条，悉本先代详列于左：一，族内有开赌场、备赌具诱赌者，除将其赌处房屋拆为平地，随即锁解到官究拟，所有盘费出自祖尝内。一，族内有就地犯赌者，查获真情，无论其前辈、族老与荣贵子弟，悉索系在祠，鸣锣笞责。仍令其自家告祖发誓，以戒将来。再犯则锁拿，遍身鳞打后，游乡示警。仍于春墓祭三年内，不许分粄编席。俟其三年无犯，果能改过自新，方许编席，另加赏励。一，族内有怙终不悛，三次犯赌者，此乃坏法乱纪之贼，非我族类，除将锁拿在祠拷打外，立即逐出远方，生死永不许归宗。如有恃强庇护者，呈官律拟。一，族内有能知情拿获赌博犯出首者，列祖尝内赏银壹两。

以上所有禁款，祖制彰彰，惟愿我族子弟已染者速改，未染者加勉，庶祖宗不致怨恫而咎于汝。不然愆忘祖制，败我家规，则身罹法网，噬脐莫及矣。

我双坑乡内不论各姓，有开场聚赌者，拿获，声明一体治罪。至其议逐与否，俟其各姓家法处置。恃强者，通乡签名，送官究拟。

乾隆三十年乙酉七月十八日合族立。”

第三次为乾隆五十九年，则是上报县府、得到县令批准后立碑示禁的。所立《合乡禁赌呈请冯县主给示勒石文》内容为：

“署潮州府大埔县正堂，加五级纪录五次冯，为请示勒石以垂久远事。本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据举人何以告、何为光，职员何名扬，监生何鹰扬、何珪璋、何肇文、何奋庸、何景福，职员何天秀、何德，生员何炎、何起凤、何昆、何谦、何维屏、何维时、何笃材、何标名、何惟贤，监生何焕章、何肇开，耆民何仰升、何乃庚、何乃云、何乃裕、何光裕、何磊升、何照升、何廷升、何廷凤、何豫升、何斗升、何蕴升、何京升、何及统等，具呈前事，词称：窃家规赖法纪以肃，国法待廉明而彰。绅等世居双坑一堡，首禁赌博，代立议款，再三严申，是以世守良规，代遵家训，四民乐业，阖邑周知。奈迩年来日久禁驰，间有不法子弟，被外乡烂崽诱染，藐国法，忘祖训，背地开场，多设赌局。将来滋蔓难除，贻害靡己，祸有不可胜言者。欣逢仁爷莅任，刻刻以化民为心，谆谆以正俗示谕，恩威并济，德礼兼施，君子之风教，已端野皆偃草，小人之愚顽，悉化浦且还珠。势得联名佥叩，伏乞恩准给示，勒石垂久。俾触境改迁，尽归良善，家规肃而国法彰等情。据此当批，准给示严禁，在案。合行示禁，为此示仰该堡人等知悉：自示之后，尔等乡内子弟，如有不遵庭训，肆行无忌，胆敢勾引外乡烂崽开场聚赌，以及引诱良家子弟外出潜踪打票、偷赌等项，许该绅耆随即扭

禀赴县，以凭按法严惩，仍枷回本乡示儆，决不宽贷。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十二月初一日示”

至光绪年间，为了维护村中的纯朴风气，由南洋回来的富商何凌云，竟捐出一大笔钱，作为对败坏社会风气行为进行惩治的基金。并呈准县令，提出8条严禁条例，竖石碑于村中。所立《合乡严禁八款呈请张县主给示勒石文》具体内容如下：

“钦加同知衔、特授大埔县正堂、加十级、记录十次张，为出示严禁事。现据二品封职何宏光、道衔何凌云等呈称：职等世居双坑，既历四朝。前辈严立族规，后人谨行遵守，故数百年来族鲜莠民，人无犯法。迩因族众日繁，人心不古，缘各乡之俗染，每踵事而效尤。职等惧风俗之颓坏，当思患而预防。爰鸠族众，齐集宗祠，酌立议单，严行诫约：一禁内外盗贼；二禁窝纵分肥；三禁开场聚赌；四禁服毒图赖；五禁借端勒索；六禁谋占坟产；七禁私放重利；八禁背写祖业。以上各款，劝惩綦详，但恐愚顽藐抗，强梗难驯，必须国法相绳，始知族规当守。欣逢仁台除暴安良，锄奸革弊，势得联名上禀报差，拘按惩办，庶强横知儆，良善获安等情。据此，批揭示外，合就出示勒石，为此示谕该乡居民人等知悉：尔等务宜恪守戒约，毋得明知故犯。如敢违禁，许该房族人等指禀本县，以凭拘究。其各凛之毋违。切切特示。

上请示禁八款，中宪大夫何凌云喜送出银五百元。承十八公本乡横坑仔递年田租一十五石，交众收存，以备公费。倘遇有八款应用，俱出自众。勒石以垂久远。

光绪三年八月十三日”

可见，民国时期双坑社会风气的纯朴，是在宗族老成的有力维持之下才得以实现的。

四、传统生计

双坑地处山区，山多田少，随着人口的繁衍，除种植有限的田地外，发展多种经营，主要有经营山林，发展手工业，经商和出洋。

1、经营山林

对于天然山林，双坑何姓等开始为任意采伐。如嘉靖年间在高道庵、双髻山、山丰山，只砍伐不种植。结果数十年之后，“山就童而泽缘涸，田粮荒害，民命不堪。”引起其他各姓的强烈不满，导致了长达数百年的官司。

这种滥采山林的现象到清初以后开始改变。由于韩江下游地区庞大的木材市场的吸引，从明末以来，人们开始有意识地经营山林，种植杉树、松树等有经济价值的林木。如何氏，嘉靖年间就想“封植”高道庵、双髻山、山丰山。到清初以后，这种现象就变得非常普遍。如康熙三十二年湖寮何与蓝、罗等姓打山林官司时，海阳县丞高某在查堪杉树种植情况时看到，“山丰山系蓝、罗、黄、丘等姓栽种”，“高道庵之前地名粪箕窝何姓杉木繁多。”“何姓通族坟木共十八处”，“外有他姓共三十三家。”并认为“此乡居民，山多田少，艺木营生，历代无异。不独何氏一姓，合邑皆然。”

经营山林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如康熙初年，何姓所种村落四周之山，由“梅村兄、雨苍兄、乃及侄、乃敬侄与夫巡山诸人先后看理”。经数十年的精心管理后，所种之树“蔽日干霄”，成为可用之材，砍伐发卖。“递年发卖银两”，除了“交出正月初七大福通族公用”外，还“存积置产”，购买了大量田地山场，设为合族尝业，成为双坑何氏宗族最大的尝产。正因为植树造林能够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故何氏大量种植松、杉、竹、桐、茶等，并严格管理和保护。至乾隆十七年（1752）时，“吾族一抔之土，茂林修竹，蔚然深秀，一望无际。”人工林成为当地主要的山林资源。可见人工林的种植已达到相当的规模，并成为一种维持生计的主要经营方式。

2、手工业

双坑人除经营农、林业外，还广辟经济门路，如从事泥水、木匠、竹器、修补等小手工业和养猪、牛、羊、兔、鱼等各种副业生产。由于个体经营，未能发展壮大，唯编织竹笠手工业，从清代起数百年来是族人经济收入的主要成分。双坑竹笠编织，不知始于何时。至光绪年间，二十三世何达明在大埔大麻竹洋学艺，“仿黄兰笠式，分男、女两种，精巧轻快，人咸便之。”回家后传艺族人，被尊称为双坑竹笠的创始人。二十四世何云璘，再仿造外地竹笠模型、式样，加以改进，使雨笠更加完美，形状上有大有小，有尖顶平顶，工艺上有竹边藤边。双坑竹笠因其轻便、美观、形式多样而大受消费者欢迎，行销于湖寮、大麻、高陂，甚至潮州。而编织竹笠所用原材料苗竹、桂竹、杂竹、绿竹、桐油、油纸、包纸、藤、竹叶，皆为本地所产，成本低廉，因而族人从业者不断增多，逐渐成为家家户户的小手工业。

因从业人员众多，本地所产竹子有限，因而到光绪末年开始主要从外地采购材料，初到湖寮，后到茶阳，乃至福建长汀县等地采购。到民国时，因家家编竹笠，为防他人偷盗，村中已没有人种竹子了。

双坑竹笠的编织有一定的技巧，属于家族秘密，只传（村）内不传（村）外，传男不传女，即只有双坑村的男丁才能学到双坑竹笠的编织技巧。编织竹笠有一定技术分工，编织半成品“撩子”，主要由妇女和小孩做。再由男子对“撩子”进行叙、梭或缠、油，加工成各种各样的成品，如粗中光，幼中光，上山帽，军笠等。编好的雨笠，由家人挑往县内各圩镇销售，价格随行就市。双坑人所产竹笠，民国初年“岁售至万余金，多倚以资生活者。”编织雨笠成为双坑何氏族人的重要经济来源，使他们的基本生活所需得以满足。

双坑的著名传统手工艺除竹篇技术外，还有木工技艺。双坑盛产木材，不少族人就地取材，加工木制产品出售，出现不少工艺名人，其中最有名的为二十三世何毓斋。他在嘉庆年间被请去维修潮州府，因技术高超而被知府奖赏了一顶官帽。“操木木业，机巧绝伦。嘉庆间修潮州府署，称太守意，赏给顶戴。子侄辈多以艺名。”在嘉庆以来下游潮州所销售的椅、桌、杓之类的木制品，“大半埔制”，其中不少就出自双坑。

3、经商

因本地山多田少，资源有限，随着韩江游域的开发和粤闽赣交界地区商品交易的活跃，从明朝弘治年间起，就有族人开始经商，通过互通有无、贱买贵卖，赚得地区之间的差价，以获取生活之资。至清末，足迹遍及海内外。据不完全统计，从明朝弘治年间到清代后期，外出经商较有成就并为宗族发展作出贡献而记于族谱中的有69户。

何氏族人经营商业，多以本地经济为依托。双坑人经营山林，盛产木头，不少族人就经营木材，成为木商，如十六世何少松，“潮郡下游诸县，桁梁枋角多取材于埔属。公因为木商，不数年广置田庄，称饶裕焉。”

商人对何氏宗族和社会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最早见诸记载的商人十四世何石泉，他至山东临清经商，成就卓越，捆载而归，捐资修建了明德堂，即双坑何氏的小宗祠，这是所见何氏修建最早的宗祠。为纪念其功绩，后来每年正月初五日在福院里福济桥前设坛迎上宫仁主公王祈福，请十四世祖石泉公配享。

十八世何和也商业起家后，于康熙初年建私塾得月楼，重道隆师，使其儿子善长于康

熙二十九年成为清代双坑何氏的第一个秀才，另一个儿子梅村于康熙五十三年中武举，成为双坑有史以来第一个举人，大大提高了何氏的社会地位。其他如于康熙戊戌年（1718）在村庄水口龙岗寨创建下宫。“他如施渡、租助尝产、建神庙、施香灯，乡里义举，赖赀助者不少焉。”

何和也的另一个儿子何雨仓，“席父产，益励志陶朱业，广置田产，岁租逾千石。”发了大财后，“董建文昌祠，置祀产三十余石。”同时又“礼贤好士。设宾兴费、立学租。”资助族中的读书人。二十五世何如璋，就是他的裔孙。

另一个儿子何安山，经商富裕后，“创造祠宇，建筑家塾，延聘名师，课督子孙，故多继世成名，蝉联鹊起。”“族戚中有聪颖子弟贫不能读者，常资助之，得列庠序者二人。”“公尝被举为族正，设立族规，严束子弟。”“乡人争斗，得片言辄解释，各族绅衿多钦佩其才；盖其公能服众，诚足感人，非苟然恃口舌之才已也。”“惟率常施教，善必劝，恶必惩，整纲饬纪。”

正是因为何和也及其儿子的经商，使他们成为双坑最富贵的一家，担任族长，成为宗族首领。

民国期间在大埔经商的，高陂有二十六世何兰亭经营同和堂药材6店，二十六世何崇焕经营京果店。本村有何衍来、岐生、禹绪、畅绪、石带、祖允、祖沾、仲麟公等经营京果杂货或药材，何初喜、案麟、步延、自强等经营屠宰业，振声、李苟、壁泉、焕麟等经营饮食业，甘叔、增传先后在下坪子开设客栈，为过往商贩提供了日落投宿的方便。

乾隆以后，族人不仅在国内经商，而且远赴南洋，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经商，为家乡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如二十三世何万山，于同治年间在新加坡“设药肆，权子母，不数年以富豪著。”回家乡后，“捐资五百金生息以为岁费，”对破坏族规、败坏风俗者进行严惩。还助尝产，施香灯等。如二十五世何秋谷（1869-1922）“弱冠外出谋生，初在星洲帮人打工，后做小生意，逐步发展为当店，名‘在源当’，接着又开大山当和何长春药行（中药店）。凡崧里何氏族人到星洲谋生，他均给予食宿招待，以尽乡亲之情谊，族人称秋谷为‘百万公’。”他热心家乡公益事业，民国九年对茶阳修建德美堂捐赠了巨款，还有对明德学校和虎山公学建校以及家乡修桥等等，他都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再如二十六世何奕赛，民国八年（1919）赴南洋谋生，初时帮族叔何海星料理橡胶园，后在何海星中药店学艺。民国十一年（1922）受何海星、光贝委托，回双坑主持建造星拱长庚大屋，6年后始将新屋落成。期间又做侨批员（俗称水客），往来家乡与南洋之间，为旅星侨胞带银、带物、送人、传口信，从无差错遗漏之事，且又热心细致，因而信誉卓著，倍受侨胞和乡人之赞赏。民国二十二年（1933），受族人何采芹委托，回乡建造采芹小筑大屋，3年后建成。他热心家乡公益，三十年代初，旅星同乡筹募明德学校建样经费，成立了筹募会，推举他和仲英，衍旺3人为募捐员，不辞劳苦地挨家逐户进行劝募，广大侨胞热烈响应，纷纷解囊相助，未及匝月，募款竟达3万余元。四十年代中后期，他又与旅星侨贤一道，为解决明德学校办学经工展募款活动，至1948年共募得星币二万余元，随即成立了明德学校教育基金保管会，他被推举为基保会委员。

其他乡贤如何衍旺开设的“人和号”、“成美号”经营洋货、杂货；何始孚经营“怡丰金钻行”；何启荣、启湘在星洲、香港开办“华达电影制片厂”等。他们在事业成就后不忘乡梓，既汇资回家奉养亲人外，还热心家乡的公益事业，对兴学育才，文化事业、公共设施等均慷慨解囊。

五、教育变迁

“家无读书人，官从何处来。”一个宗族在地方社会上的地位高低，往往取决于通过科举取得功名的高低、官职的大小、人数的多少。因此，当一个宗族发展到一定程度，经济条件比较好后，即致力于发展教育，以博取功名。

双坑何氏明朝时的教育情况不太清楚，不过在湖寮吴、黄等宗族崛起，不断有人考取秀才等功名，进而引发湖寮山田事件迫使双坑等姓屈服时，何氏一个秀才都没有。也许正是这一事件的触动，何氏开始重视教育，至嘉靖末年有十五世何带溪，十六世何慕溪、云卿考取邑庠生。清代康熙三十一年与湖寮各姓打官司的过程，更使何氏认识到教育和功名、官职的重要。如当时的富商也是族长同时也是这场官司的主要支持者何和也，就隆师重道，专门建了一座水楼作为私塾，培育子弟，结果一个儿子考中武举人，一个考中秀才。在其遗嘱中就要求其子创立文昌阁以为族学，从而使何氏的教育走上制度化，在教育上开始崛起。

据民国《崧里何氏族史•乡土卷》载：村中学塾分小馆、大馆、专馆三种。小馆即由宗族设立的让子弟接受启蒙教育有学塾，学生在14岁以下，各馆人数不等，约20人。专馆是由房族设立的专门招收本房子弟读书的学塾，如田心的耕经别墅和日新书屋，曾先后作为专馆，招收二十四世淑斋公裔孙及其亲戚。在文昌阁设大馆，学生15岁以上，由宗族聘请名师执教，人数较多。文昌阁创建于清康熙庚子年（1711），双坑士人莫不读书于此，即使外乡人士前来就学者也不少。所聘教师除本族的外，多聘请外地著名学者，如湖寮李如兰（举人）、恭州何嘉宾（禀生）、茶阳何鸾翔（禀生）、百侯杨国璋（进士）、梅县梁居实（举人），皆一时名士，培养了不少名人。如何翼为、何同璋、何永璋受业于何嘉宾、李如兰，何寿昌、何寿朋、何寿仁受业于梁居实。

曾设学塾的地方，除上述外，还有步蟾书屋、昌裔堂大宗祠、龙门儒林第、下坪上书斋、下坪下书斋、龙门下书斋、上村书斋背等6处。

正因为从康熙以来不断创办学校，聘请名师执教，因此族中不断有取得功名者。据《族史》统计，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除科举时，族中有76人先后考取功名，计有进士2人，举人5人，武举人1人，武庠生13人，庠生49人，贡生6人。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同治七年（1868）及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十五世何如璋及其儿子寿朋，先后考中进士，在全县数以千计的大大小小的村庄中，赢得了与明代茶阳饶相“父子进士”一样的声誉，使双坑何氏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从此，双坑何族之文名，远近皆闻。

清末废科举后，当时社会上兴起办学堂和到西方留学的潮流。双坑何氏因何如璋曾出使日本而捷足先登。

双坑何氏一向重视教育，又因何如璋曾出任驻日本大使，何惠荃曾任槟榔屿领事等关系，族人前往日本、南洋者不少，从而使这小小山村得风气之先。在这背景下，清末民初，双坑留学国外形成高潮。根据《族史》载，从1904年起至1919年，先后有何枚士、达甫、卓民、公麟、委威、委武、藩侯等留学日本；季武和公麟两人后又留学美国，公麟获硕士学位，为双坑在国外大学获较高学位之第一人。钦丰、祖衡留学英国，贺封、祖权、英才、雄才、辅才、国才到新加坡、槟榔屿、吉隆坡、香港等地深造；捷才获香港大学工学士学位。全村留学外国之族人不少，可谓盛极一时，为全县第一。其中何寿彭于1904年到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学习窑业，学成回国后，于宣统二年（1909）被清政府授予工科举人。

在国内各大城市求“新学”的也不少。如至广州学习的有何惠荃、蔼人、兰荪、旭初、文生等；到潮州学习的有鼎臣、子昆、蕴成等；到上海学习的有建封等。他们所学专业有海军、窑业、化学、医学、兵工、机械、政治、经济、师范、数学、天文等新学科。不仅在学习形式上有所更新，而且在教育内容上，都有极大变化。

而在双坑，何氏最重要的教育大事是创建明德学校。1905年11月，进士何寿朋邀集族绅何殿元等10人，发起创设家族学堂。借中村关帝庙为校舍，命名为“何氏家族明德两等小学堂”。经费由各祭田提拔，以印金八款、醮金、义仓租利等补助。

1906年春，学校正式招生开学上课。推举族人何展鹏为首任校长，留学日本师范毕业生何枚士及朝江、宗楷为教师，学生90人余人。学制分高初两等，高等3年，初等4年。至1908年，增建横楼一座，并在文昌阁、昌裔堂两处增设分校。1910年，第一届学生毕业，共12人，当时谓之新学堂秀才，甚为重视。

民国初年，学校曾一度改名为“大埔县第十一区立两等小学堂”，不久又更名为“崧里私立明德学校”。至1919年，有学生148人。尤为可贵的是重视女子教育，对女生就读减收学费一半，以作鼓励。据统计，1927年全校学生245人，其中女生43人，“在校女生数为全县之最”。

明德学校创建不久，办学经费即出现困难。以后又因时局等原因，多次陷入捉襟见肘之窘境。比较明显的有1909年、1911年、1923年、1930年、1941年等。尤其是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侨汇中断，不仅学校深受影响，村中不少人家，生计亦成问题。面对学校经费困难，校董会千方百计，发动海内外族众设法筹款解决，其中有何如璋夫人杨氏、何俊卿夫人黄氏各将寿诞费用千元（银洋）捐助，何仲英、衍旺等在南洋发动募捐（分月捐和特别捐）；商借“三尝八款”，批承屠捐等；直至1940年经由全乡大会通过，正式接收“三尝八款”，并经县府批准，接收当地神尝会产充作经费；又将各代祖尝提拨部分租谷，以及族人捐款等，学校经费才有较稳定的来源。并因此从1942年开始，免收学杂费，“开吾埔小学免费之先河”。

创办之初，学制为高等3年，初等4年。仅设3科；国文、算术、常识。1924年改为高小2年，初小4年。教材内容亦经更新，增设体操、手工、图画、音乐等新科目。学校又开辟运动场，建图书馆，仪器室（有化学、物理仪器112件），设备完善程度，居全县小学之前列。教学质量，亦居全县前茅。

在创办新式学校的同时，传统旧式学塾依然存在，表现了新旧交替的特色。学塾设在下坪、龙门、田心、上村等处，多借私人屋宇或祠堂作课堂。至1949年，先后在村中学塾任教的有何发达、心涛、晓楼、伯英、茂生、丹谷、仲庐、有诊等，以何晓楼执教时间最长，达45年。不过与传统私塾教育相比较，教学内容和方式都有改进，教材除《幼学琼林》、《古文评注》等外，还有尺牍、珠算等，注意训练学童的写、算能力，以适应实际需要。同时教育效果也很好，因而受到村人欢迎，如何仲庐主讲的实习班，因其学识渊博，道德高尚，享有文名，且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使学子确能学有所得，因而声名远扬。1943年被列入乡中教学规划，享受祖尝补助。

从传统教育到新式教育的变迁，促进全村文化事业发展，有力地提高族人素质，并培养了大量人才。明德学校毕业学生，日后成为社会中坚、国家骏材者不少，在军政、商业、文化诸领域，也多有成就者。

六、简短的结语

在当前“眼光向下”学术理念的影响下，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普通人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以期了解中国社会历史过程中普通民众的生活形态，从而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中国。

社会。双坑虽在晚清出现了何如璋等社会名流，但从中国社会来看，只是岭南粤东北山区的一个很平凡的小村落。透过该村落何氏宗族的发展及社会生活变迁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随着山区的开发和官府权威对乡村民众生活渗透和影响的加强，一些后起的宗族是如何利用当时国家与社会的政治和文化资源，改变自身的不利处境，提高社会影响和地位。这也许为我们观察明清以来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证。

人们在谈到梅州的客家人和客家社会时，总离不开文化之乡、崇文尚武、民风纯朴等观念，而且认为这是客家人对中原传统的继承。但从本文对大埔县有名的名门望族何氏的调查可知，所谓的文化之乡、崇文尚武、民风纯朴等特征，实际上都有一个建构的历史过程，而不是一种天然的继承。而且在形成这些特征的背后，实际上都有一段复杂、辛酸的历程。如何氏对教育的重视，就是由于“湖寮田山”事件促使的。

（本文发表于《客家研究辑刊》2006年第1期）

肖文评

广东民族研究学会理事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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