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氏动态
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何氏动态 - 家训文化

今天是:

祠堂文化的前世今生_何氏宗族网
发布时间:2026-01-22来源:互联网 浏览次数:33
一、宗庙与祠堂之源
最早祭拜祖宗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清朝赵翼编撰的《陔余丛考》中也提到过:“然王逸序《天问》云:屈原见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则战国末已有祠堂矣。”
《春秋左传》中详细记载:“凡诸侯之丧,异姓临于外,同姓于宗庙,同宗于祖庙,同族于祢庙。”唐五代时期,士大夫各立家庙,祠堂名逐渐废弃,至宋朝后祠堂名又得以恢复。
秦汉时,“(秦)尊君卑臣,于是天子之外,无敢营宗庙者。汉世,公卿贵人多建祠堂于墓所,在都邑则鲜焉”。帝王墓祭有建筑,在陵园的陵寝可用,其时,具有陵寝相似功能,而又适用于豪族大户的,就是祠堂。
汉代以后,“庙”属皇家专用,故臣民不再称“庙”,只称为“堂”或“室”。民间的祠堂,是西汉时才发展起来的。初期的祠堂,建在墓地上,墓上建筑称“堂”,是先秦时就有。而“祠”,正是对祖先的一种祭祀的名称。《诗经·小雅?·天保》:“襦祠烝尝,于公先王。”汉人毛亨传曰:“春曰祠,夏曰襦,秋曰尝,冬曰烝。”由此可见,“祠堂”之所以称“祠”,一是因为祭祀祖先,二是在于着重春祭汉代的祠堂,多为石质,建于墓前,故又称石室。
高祖本来有庙,在陵寝再建原庙,是重复建设祭祀处所,但此建庙却引发了许多贵族官僚的模仿,纷纷在其墓地建造祠堂。东汉人王符总结祠堂:“京师贵戚,郡县豪家……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汉人的祠堂,被用作聚集亲人的处所。上述建于墓前的祠堂,其建筑形态为:庙堂、石堂、石祠,并图绘画像于壁。[6]
魏晋至宋元祠堂魏晋以后,民间祠堂的发展相对缓慢。朝廷虽多次令官僚士大夫建立祠堂,但因士大夫都“违慢相仗”“安故习常”,不愿建立。
宗祠在《辞源》的解释为:“祠堂,家庙。古代士庶不得立家庙,至明代,许立始迁祖庙,称宗祠。”
何瑭纪念馆
二、朱熹对于祠堂文化的贡献
士庶可兴建祠堂,这归功于南宋理学家朱熹。朱文公在《朱子家礼》中提到:“然古之庙制不见於经,且今士庶人之贱,亦有所不得为者,故特以祠堂名之,而其制度亦多用俗礼云。” 
朱熹在《吕氏乡约》的基础上完善了《损益吕氏乡约》中“其族内民众修身立德、民入孝弟,树立共同的道德、礼俗标准,主张在标准范围内遵守个人行为。”
朱熹生活的南宋时期,政权自建立之初,就面临着严峻的外部威胁和内部危机。在外部,北方有强大的金国持续施压,战争威胁不断,南宋长期处于“战与和”的窘境中‌。在内部,政治腐败、官僚体系效率低下、社会价值观混乱、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矛盾尖锐,民生艰难‌。
对于朱熹本人而言,这是一个“失望又迷茫的时代”‌。于是他在努力寻找希望。可是,他一生中著书立说的”理学”,曾被当权者斥为“伪学”,他自己也被视为“伪学魁首”。尽管他致力于通过理学重建社会道德秩序,但其理念在当时并未能从根本上扭转社会的不稳定局面‌。于是,他想到通过修建祠堂“报本反始,尊祖敬宗‌”实现其维系家族伦理、巩固社会秩序的目的。 ‌
朱熹在《朱子家礼》首章《通礼》中,首先强调要于家中设立祠堂,朱熹云:“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为四龛,以奉先世神主。”朱熹特别设计了一个“与民由之”的宗子祭祖的方案简易法,方法是每个家族内均须建立一个奉祀高、曾、祖、祢 四世的祠堂,祠堂建于正寝之左,是独立于住宅的建筑物。
祠堂之所以如此重要的原因为:“此章本合在《祭礼》篇,今以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实有家名分之守,所以开业传世之本也,故特着此冠于篇端,使览者知所以先立乎其大者。”(《朱子家礼》)不惟如此,在冠礼中,朱熹亦增加了祠堂祭拜祖的仪式。
可见,祠堂是“以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的场所。通过祭祀祖先,可以培养家族成员的感恩与敬畏之心,这是家庭伦理的根基。 他视祠堂为“有家名分之守,所以开业传世之本也”。明确的宗族体系和祭祀规范有助于界定家族成员的身份与责任,确保家业和家风的代代相传。 ‌朱熹认为,宗法制度下的家族礼仪能“使人各谨其名分”,通过家族内部的自我管理(如调解纠纷、执行家法),可以减少社会冲突,达到“附于孔子从先进之遗意”,从而对国家的“崇化导民”有所裨益。 ‌
针对当时“礼不下庶人”的传统,朱熹著《朱子家礼》,将原本繁琐的贵族礼仪简化、世俗化,使之成为“庶民之礼”。将“祠堂”置于《家礼》卷首,正是为了推动儒家伦理从士大夫阶层向下渗透至普通民众,重塑社会道德风尚。 ‌最终真正实现了“礼下庶人”的目标,起到了“上助圣朝敦化导民之意”的社会作用。
另外,于婚礼中规定,新取之妇应三日去祠堂祭拜。而后来改变的红白喜事均得上祠堂,应该也是朱熹倡导之后的数百年的祠堂文化的不断演变的结果。      
此外,朱熹将古礼中的一些礼器删去,从而根据当时的社会风俗对婚礼、丧礼、冠礼等古礼的内容和程序进行了调整、删减,使之更加有利于当时礼制的推行和实现,更加符合人情与世情,使礼的实用性增强。
其礼学著作《仪礼经传通解》和《家礼》在之后得到官方的推崇和重视,并渐然成为宋代君主以及宋代思想家普遍推行的礼仪规范。这种广泛深刻的影响一直波及到明初。祠堂修建到了明清时期发展到了高峰,朝廷开始准许庶人建祖庙,一般建于宗族聚居的近地,岁时由族长率领族人共同祭祀。祠堂不仅仅是士族祭族的特权,而是所有百姓均允许的行为。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
南宋以来民间就已普遍出现祭及始祖的宗族祠堂。南宋后,由于借血缘关系以约束族众已成迫切的需要,官僚士大夫纷纷依朱熹《家礼》的规定,建奉祀高、曾、祖、祢四世神主的祠堂于正寝之左。此种祠堂至元明日益增多。祠堂被视为高于一切,关乎家族命运之所系,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因此,名宦巨贾、强姓望族,均建祠堂,以显其本祭其祖,血缘观念由此得以强化。所以,清人顾炎武在《华阴王氏宗祠记》中记述祠堂的发展过程时说:宗子法,“至宋程朱诸子,卓然有见于遗经,而金元之代,有志者多求其说于南方,以授学者。及乎有明之初,风俗淳厚,而爱宗敬长之道达诸天下,其能以宗法训其家人而立庙以祀……往往而有”。
三、明清祠堂文化的顶峰
明代朝廷推崇程朱理学,明代士绅亦崇尚修建宗族祠堂,并且祭祖礼制“权仿朱子祠堂之制”,朱熹《家礼》之“祠堂之制”成为民间“敬宗收族”的重要理论依据。祠堂文化达到了顶峰阶段,做到了“族必有祠,祠必有产”、“祭祀有祭田,助学有学田”。祠产和祭田到民国时期仍然存在,只是在1949年以后才取缔。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推行《教民榜文》,亦认可庶民可祭祀高、曾、祖、祢四代祖先。这样的政策使得庶民阶层迎来了修建宗祠的一轮高潮。
明朝士绅在宗族建祠祭祖实践中,为了扩大“敬宗收族”的范围,使宗族建祠祭祖规范化,更多地突破了宋儒和官方祭礼规定,强调祭祖礼制须“以义起之”,不断对祠堂之制进行改革,促使明中叶后宗族建祠祭祖进入兴盛时期。
例如,吉安地区历代进士及第者达2936名之巨。素有“三千进士冠华夏”和“满朝文武半吉安”的美誉。宋代录取进士1081人,位全居榜首,明代吉安进士数量为1093人,同样位居全国前列。这些官僚世族,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士绅阶层。他们积极倡族建祠,并且乐于为本族或他族修建祠堂撰写《祠堂记》,对祠堂之制尤其是祭始祖乃至远祖等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诸如杨士奇、陈循、欧阳德、王直、罗钦顺、郭子章、这些士绅以此产生“名人效应”,对建祠祭祖活动,起到引导和推动的作用,从而促进了祠堂和宗族组织的发展。
状元陈循在宣德九年(1434年)说:“吾邑之士,岁以明经应乡选者,恒数十人,而克捷者亦往往十数人焉。自永乐甲午以迄于癸卯四科,凡六十人有奇,可谓盛矣!其未就礼部试者,尚三十有一人。梁叔、蒙叔、车袁叔、景肃、仰善、罗崇本、某某又皆有志于厚积薄发者,咸冀有以造其极。其于孔子所谓以文会友之意,盖庶几焉。岂独进身之计而已哉!”
庐陵在宋代出的著名学者欧阳修,就积极倡导纂修族谱和修建祠堂,对吉安府的人文、风气与修谱影响很大。
明万历修《吉安府志》说:“至欧阳修一代大儒,开宋三百年文章之盛,士相继起者,必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敢谏为忠,家诵诗书,人怀慷慨,文章节义,遂甲天下。故家世胄,族有谱家有祠,岁时祭祀必以礼,长幼之节疏不间亲,贵必下贱苍头、臧获长子孙,数十世名义相续属不绝。家范肃于刑律,乡评严于斧钺。士食旧德之名氏,农服先畴之吠亩。流风遗俗,盖庶几西京成周之间焉。”反映出宋明之间吉安府人文气象和世家大族的盛况。
 
这里文风特盛,世家大族修谱建祠具有普遍性,尽管官宦与贱民等级森严,士农分野清楚。这从祠堂的规格气派以及耗资情况就可见差距,有的耗巨资打造得富丽堂皇。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吉安市十三个县(市、区)境内,目前保存较好的祠堂就有1600余座。当然,上世纪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乡村经济的繁荣与经济实力的提升,重新修缮祠堂已经成为很多家族的重要事务,当然,本人建议在修缮祠堂方面量力而行,在外开厂做生意成功者也是本着自愿捐助原则而不得强行要求,而家族村民摊丁的数量也得根据每家每户的经济状况收取而不得强行摊派。
 
四、祠堂文化的当代精神价值与意义
作为纪念祖先、宣传孝道、寄托哀思、团结宗亲的方式,祠堂文化的内涵仍然突现其当代的精神价值与意义。
(一)祭祀不忘根本的价值
朱熹主张修建祠堂并且推广到庶民阶层,这是有助于黎民百姓的和睦共处而缓解士庶人之贱的鄙视链。以前士族可以修建祠堂祭祀祖先,而今庶民亦可集资建祠供奉祖先排位,达成黎民百姓不忘本敬祖尊宗的家国情怀的价值。
(二)家族和衷共济大团结的价值
北人南迁之后,分散全国各地居住,安居乐业稳定之后,思念中原先祖,于是首先游说一地区乃至一省之同宗同族修谱建祠。明朝初期方孝孺提到:非谱非祠无以收族人之心,而睦族之法,不出乎谱与祠。
随着社会稳定而宗族人口日益增多,宗祠之下就有支祠和分祠。如今有的家族有跨越地域的大宗祠,而如江西吉安则是几乎村村有祠堂,一村一姓甚至有好几座祠堂。几千年来,华夏民族的宗法血亲一体化文化仍然在持续,人们对于血亲的家族如同感仍然非常强烈。
(三)潜移默化的教化价值
《后汉书》记载,南阳新野人邓晨与刘秀共同起兵反王莽。汉兵败小长安,诸将多亡家属,光武单马遁走,遇女弟伯姬,与共骑而奔。汉兵退保棘阳,而新野吏乃烧晨先祖祠堂、污池室宅、焚其冢墓。宗族皆恚怒。 [15]
为何“宗族皆恚怒”,说明“先祖祠堂”在族人心中的地位,《东观记》曰:“晨曾祖父隆,扬州刺史;祖父勋,交北刺史。”父邓宏,豫章都尉。祠堂是“先祖”威望与宗族”气运的象征。祠堂是祖先的神灵所聚之地,祠堂里供奉的是祖先的神主牌位,祠堂对于家族是一神圣的殿堂,容不得玷污与毁灭。当遇到上此类事情之后,其象征意义瞬间会转化成为化悲痛为力量的强大动力,后来,邓晨奋勇杀敌,很快帮助刘秀光武中兴。
家族的家规家训往往写在祠堂的墙上。明清民国时期,平时祠堂还兼顾“私塾”的教化作用。那些曾经有过进士及第的家族,那些曾经有过如文天祥如岳飞这样的爱国文人与武将的家族,那些出过诸如四任首辅大臣杨士奇的家族,对于他们的子孙后代,伫立在祠堂祖宗画像和牌位前,不仅仅具有敬畏之心,在对于祖上先贤的丰功伟绩敬佩之外,更多的是家族的自豪感豪,先祖们的美德与丰功伟绩自当成为他们子孙后代砥砺前行的动力。
(四)当代文化建设的旅游经济价值
有的村落,成为小有名气的古村落,在建设文明乡村同时,亦可以赋予祠堂和家谱以及古建筑等传统文化要素成为与当代文化融合的两点。人们不只是走马观花式的乡村走一走,更是流连忘返的是其祠堂文化、族谱文化以及那个家族一代一代薪火相传的根与魂。

声明:本网站发布的内容(图片、视频和文字)以原创、转载和分享网络内容为主,如果涉及侵权请尽快告知,我们将会在第一时间删除。文章观点不代表本网站立场,如需处理请联系客服:heshizu@foxmail.com。

留言评论

还可以输入400字

请登录后评论,立即 登录注册

点击查看更多

在线投稿:heshizu@foxmail.com